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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阅·文史丨我的启蒙恩师田仲济先生

时间:2025-06-08 07:03:00

作者丨郭衍莹 在山东师范大学长清湖校区,有一尊田仲济先生塑像。田仲济先生是著名学者、教育家、作家、文艺理论家,是山师大现当代文学学科第一代学科带头人,亦被尊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武训学校,我曾受教于田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武训学校讲课是田先生一段重要历史时期

1946年初,田仲济全家四口从重庆来到上海。先应聘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授,讲授文艺理论课。适逢山东聊城文化人士李士钊受陶行知委托,创办上海武训学校,急需聘请一批教师。田仲济就应聘来校讲授“作文修辞”基础课,同时还举办“中国抗战文艺史”讲座。我当时刚初中毕业,报名来武训学校学习,其间听田仲济老师的作文修辞课将近一年,还坚持每周一次听田老师的讲座,所以田老师是我的启蒙恩师。另外,田老师全家由李校长安排在学校所在地山东会馆的客房借住,而我家就住在客房附近的小平房。我家和田老师家成了好邻居。田老师全家特别憎恨日本鬼子,特别关心我们这些在淞沪战争中逃难至会馆的山东难民的子弟。

田仲济老师这是第二次来到上海。第一次是1929年,他中学毕业,考上上海中国公学的政治经济系。这是清末革命党人创办的一座学校。我国很多名人如胡适、冯友兰、吴晗、罗尔纲、吴健雄等都毕业于该校。教师中有很多是当时文化界的左翼人士。田老师经常说,他在中国公学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抗战爆发后田老师去了大后方。抗战期间他曾在重庆音专教过课,还曾在冯玉祥创办的政治研究室担任研究员。研究室在重庆的陈家桥,抗战时由中共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就在附近。所以他得以结识茅盾、老舍、郭沫若、冰心、叶圣陶、罗常培、吴组缃以及姚雪垠、臧克家等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且过从甚密,对田仲济日后文学活动尤其是文学史的写作有很大影响。他还笔耕不辍,创作和发表了大量爱国的散文、随笔和杂文。

1946年8月,武训学校正式在上海自忠路的山东会馆开学。它借用会馆办的齐鲁学校的教室上课。学校主要招收“职业青年、小学教师,以及一切没有机会进大学读书的失学青年”。

当时田老师在上海已有点名气。他在抗战中写的一些散文,如《说真话》《谎话颂》,和鲁迅的散文《我要骗人》等一起作为上海一部分中学的教材(民国时期中小学没有统一教材)。而他的讲座,极受上海文教界人士欢迎,每次开讲,座无虚席。

武训学校刚开始时很混乱。田老师是个直性子,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还写出短文《论办义学》登载在报刊上(收录在《田仲济文集第四卷》内),指名道姓提出批评。不过田老师等后来发现李士钊每天忙碌到深夜,既不叫苦也不抱怨,才知道冤枉了人家,才知道办平民教育很不容易。归根结底是经费问题。因为平民学校学生免费,学校一切开支,包括教师的工资、津贴,教室和礼堂的租金,各种教学设备等等都得靠陶行知和李士钊出去募捐来解决。再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学校很难维持运转,各方面很混乱,经常弄得李校长焦头烂额。民国时期另一位平民教育家邰爽秋,在陶行知去世时曾发表一篇悼念文章,内中语重心长地说:“世人只知陶行知到处演说,到处受到热烈鼓掌,出尽风头。但他为办学不得不到处募捐集资,和武训行乞兴学一样艰难;他在募捐过程中所遭遇的冷遇、讥讽和白眼,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武训!”李士钊立志以武训、陶行知为榜样,宁可抛弃待遇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甘愿遭受冷遇、讥讽,坚持办学。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至于成为文盲的一代!”田老师了解实情后很受感动,主动提出愿和李校长同甘共苦,一起把学校办好。

当时去武训学校讲课或举办讲座的教师,除田仲济外,还有长篇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诗人臧克家、著名战地记者孟秋江、中共特科人员景德等。在他们共同努力下,学校逐步走上正轨,办得风生水起。武训学校的开办,是民国时期我国平民教育运动中一件大事。

从1946年年初到1947年年底武训学校正式结束将近二年中,算得上田老师一段重要历史时期。首先,他和李士钊一起努力办好武训学校,为民国时期平民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其次,他在抗战中撰写的两部最重要著作,即《作文修辞讲话》和《中国抗战文艺史》,是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发表,对刚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文化界影响很大;第三是他帮助武训学校其他几位老师结识上海文学界很多新朋友,大家经常一起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第四是帮助学校几位老师出版他们的著作,尤其帮助姚雪垠结识上海怀正书店的刘经理,姚老师的几本成名著作都得以在怀正书店出版或重版,姚雪垠的名字首次为上海市民所知。姚也和田结为莫逆之交。

亲自讲授基础课作文修辞

田老师在武训学校教作文修辞课,教材就是他编写的《作文修辞讲话》。这是田老师在抗战时期为普及文艺理论和写作知识而编写的一本通俗讲义。

这门修辞课在开课前还发生过争论,主要是李校长和姚雪垠老师认为,上海一些大学的文科也才把修辞定为选修课,武训学校却作为必修课,学生接受不了。田老师坚持他的意见,他说他编写的修辞讲义很通俗,初中生一读就懂。又说现在中学生写出的作文枯燥无味,不学点修辞怎么行?最后大家同意了田老师的意见。

开课第一天,田老师穿一身烫熨得笔挺的旧西装, 戴一副无框深度近视镜,完全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形象。他操一口浓重的山东乡音,声音浑厚质朴,富于亲和力。田老师说修辞是门基础课,但却很重要。为什么有些题材,在名家笔下可成为名著,而在有些人笔下枯燥无味?原因之一就是修辞功夫不到家。田老师采用陶行知提倡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他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写一篇作文,文中必须结合已学过的修辞,写好后由同学互相交换审阅,再在课堂上报告审阅意见,互相评比。再则在上课时学生可以随时提问题,由老师指定另一位同学回答,所以学生上课时再犯困也不敢打瞌睡。实践证明,田老师的办法取得较好效果。

《作文修辞讲话》一书共145页,约六七万字。书中田老师提到汉语的修辞方法极其丰富,至少有70余种。常用的修辞可分两类:一类是消极的修辞,有明确、通顺、平均、稳密4种;一类是积极的修辞,有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设问、反问等16种。他对几种重要修辞方法一一列举古今中外名著的精彩段落来说明。

举办中国抗战文艺史讲座

据田老师自己介绍,整个抗战时期,他一直留心收集有关文艺发展方面的史料,并打算写一本著作。1944年他的《中国抗战文艺史》正式定稿。但一直到1946年他到上海后才交由上海现代出版社出版。当时报刊上好评不断。所以当听说田老师要在武训学校举办中国抗战文艺史讲座时,上海的文化界人士,尤其是中小学校语文教师、大学文科学生等,纷纷前来旁听。每次开讲,座无虚席。由于田老师提倡有问题可随时提问,先由同学自行回答,所以课堂的气氛特别热烈。

《中国抗战文艺史》只有8万来字。比起现在一些“巨著”,这本书就显得很单薄。田老师自己曾说,抗战中的文艺活动,80万字也概括不完,他只是写个轮廓。他又说,“为了使这轮廓不至失真,在写作时我力避抒发自己的主张,尽量引用各家的意见,使它不陷于偏颇。”他在讲座上也一再强调,对每位文艺大家,或重大文艺事件,首先是如实反映情况,然后引用社会上舆论和评价,最后才简单地谈谈他个人见解。田老师将此称之为“以史带论”。他的讲座第一讲,也就是他的书的绪论,题名“英雄时代的再生”,他满腔热情地赞扬那些颂扬抗日英雄的作品。他激情地说:“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血和火的时代,产生血和火的英雄;文艺也应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他对抗战时期茅盾、老舍、王统照、郁达夫、郭沫若、冰心等著名作家的著作和活动都作了详细的介绍。讲座还特别介绍孤岛上海和大后方人民创造的群众性抗战文艺活动,如街头诗朗诵会、茶馆剧、活报剧、话剧下乡、儿童戏剧兵,以及上海学生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等,使听众深深感受到抗战时期上海孤岛和大后方热火朝天的时代气氛。

另外,田老师特别强调,作为一个记者,一个文史工作者,收集资料首先应该是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掺不得一点点假,这才是最宝贵的,这样的作品才有生命力。田老师将这一治学方法生动地称之为“带露摘花”。

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很多学者都认为它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专家认为,这本书是“现代中国抗战文学的拓荒史著,它奠定了田老师作为文学史家的地位”。有的学者还认为它是本“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赵树勤 刘若凌《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论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贡献》《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3期)的好书。

1982年山师大中文系另一知名教授朱德发提出要对《中国抗战文艺史》进行修改和再版,得到田老师的认可。1984年修改版出版,得到田老师的赞许。修改本的文字从原8万字增加到33万字,并由田老师的女婿杨洪增编了“抗战时期文艺大事记(1937.7—1945.9)”,内容丰富。

我所知道的田老师的晚年

武训学校停办后,田老师仍留在上海音专教课。他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的活动,并将学习心得写成论文《文艺的人民性与大众化》,在当时上海的《幸福》期刊上发表。

新中国成立后,田老师从上海回到山东济南,先在齐鲁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主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齐鲁大学被拆散,田仲济被调至山东师范学院(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先后担任各种行政职务,直至副校长。但他主要精力还是当教授,给学生讲课,指导研究生,撰写文艺作品,以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他最早倡议建立了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他一生默默耕耘,为国家教育、文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山东师范大学于2024年在该校长清湖校区为他建立一个塑像,以永远纪念这位将一生献给国家文教事业的文学家、教育家。

我和田老师在一起的时间虽不长,但当年他认真、耐心地给我们讲授基础课的情景,“学高身正”的风范,关心学生,要求学生“学做真人”,以及我们两家好邻居的趣事,是我终生的记忆。(济南日报·爱济南记者 陈炜敏 整理)